1、諾爾布藏木帶領紅軍走出祁連山
1937年4月上旬，由李先念、李卓然、程世才等同志率領的西行支隊1000多人翻過烏蘭達坂，來到了肅北縣的蘇來考克賽。
當地的牧民受國民黨反動派的欺騙宣傳，早就紛紛逃避到深山里去了，只剩諾爾布藏木、艾仁青、諾爾布別力等幾戶貧苦牧民。
紅軍到蘇來考克賽后，戰士們就地休息、起火做飯。一個名叫東那格的裕固族向導，領著一位紅軍首長來到諾爾布藏木的蒙古包。東那格用半通不通的蒙語對諾爾布藏木說:“不要怕，我們是從太平世界來的。”經過一番解釋，諾爾布藏木才弄清楚來到這里的部隊，是共產黨領導的紅軍，經過長途跋涉，受盡艱難困苦，已經好多天沒有吃東西了，想通過他接洽牧民購買牲畜，并請他給部隊帶路，走出祁連山。
諾爾布藏木聽后，即刻答應盡全力幫助紅軍。他拿出自己的羊給紅軍宰殺，并且動員艾仁青、圖傲仁等牧民群眾為紅軍提供了二、三百只牲畜(包括羊、馬、駱駝)。紅軍指戰員經過長期的饑餓拆磨之后，在這里吃到了香味撲鼻的羊肉，穿上了羊皮做成的背心，由衷地感激諾爾布藏木等牧民群眾對自己的援救之情。諾爾布藏木也因為“太平之師”做了一件好事而感到欣慰和激動。
隨后，諾爾布藏木又帶著紅軍從考克賽出發，經花兒地，硫磺礦，再沿疏勒河查干爾嘎斯，到達野馬河谷，然后由大雪山西側向北行，翻過龔岔大坂，大龔岔口到了石包城。
部隊在石包城休整兩天。在一連幾天同紅軍干部戰士的言談交往中，諾爾布藏木進一步感到這支從“太平世界”來的部隊真正是為受壓迫、受剝削的貧苦百姓打仗作戰的。于是他又主動帶領紅軍后勤人員向當地行商購買糧食、鹽巴。紅軍戰士在40多天的行軍中第一次嘗到了鹽巴的咸味和青裸面的香味，紛紛向諾爾布藏木投來了感激、敬佩的目光。兩天后，諾爾布藏木又帶領西行支隊從石包城經橫八浪溝、樓樓山到了安西縣的蘑菇臺子。紅軍首長對諾爾布藏木說：“謝謝你！一連幾天我們沒出事(指和敵軍遭遇）這全是你的功勞呀!”部隊讓他回去安頓家人，臨行時又付給他三個元寶和3兩5錢黃金，作為部隊在考克賽時食用他及其他幾戶牧民群眾牲畜的價款。并送給他一支7·9步槍和一匹大紅馬及返回時路上吃的口糧等，并一再叮嚀他：“萬萬不可從來的路線回去，以免碰上后面追趕的國民黨部隊”。諾爾布藏木到家以后，對毛合爾和其它幾戶牧民說:“紅軍是非常好的人，你只把路指給他們，再就用不著管，他們把我這個帶路的關照的非常好”。
1986年9月12日，原西路軍總政治部敵軍工作部長黃火青同志給酒泉地委黨史辦的一封信中寫道:“西路軍進入祁連山后，過了茶大坂(讀音）到現在的硫磺礦之間一個地方，我們曾把一位蒙古族同胞的兩三百只羊吃掉了。這個蒙古人還給我們帶路，一直帶到安西縣境。前兩年才知道他的名字叫諾爾布藏木，又名龍的格，居住在青海甘肅交界地區祁連山疏勒河上游過游牧生活的。他對革命是有過貢獻的”。并要求當地黨和政府要對諾的遺屬及其子女給予適當照顧，幫助解決困難。鑒于諾爾布藏木為西行支隊帶路有功加之本人于1969年4月病逝，我室會同有關部門，按照中央領導同志的要求和關懷的意見，對生前贍養諾爾布藏木的次子達木秋及其子女給予了妥善安排照顧。首先于1989年10月向上級組織呈報了達木秋全家農轉非的報告，經行署公安處1986年12日19日研究，以(86酒地公戶第31號文批復，同意將達木秋及家屬、子女一戶5人，由農業人口轉為非農業人口，并于1987年1月15日正式辦理了轉入手續；其次肅北縣委、縣人民政府依據我室的報告，于1987年3月11日以［1987］肅發12號文件作出了《關于對諾爾布藏木為紅西路軍左支隊帶路有功的嘉獎決定》，并獎勵現金1000元；1989年I2月并給達的次子伊利特安置了工作，解決了就業問題。使他們一家對組織在政治上的關心、生活上的照顧感到滿意。
2、廖永和肅北被營救
廖永和，男，1916年2月出生于安微省金寨縣班竹園區關廟鄉三和村的一戶貧農家里。石窩分兵時，廖永和被編在李先念、程世才等同志領導的西行支隊，由于在倪家營子作戰中廖永和右腿負傷，行動不便。雖拄著棍子勉強行走，但在攀越海拔4000至5000米的托勒南山時掉了隊。
廖永和與其他戰友共11人一起追趕部隊。后來，二六八團機槍連的通訊員火娃子(即何延德)追了上來，這樣由12個傷病員結成了尋找部隊的戰斗集體，廖被推為負責人。這個戰斗集體，用爛氈破皮取暖，以野獸骨皮充饑，苦度數日，終于轉出托勒南山，經青海天峻縣木里進入疏勒河腦的蘇來考克賽的一個巖洞里住了下來。
考克賽，是肅北縣鹽池灣部落牧民的春牧之地。廖永和一行12人來到考克賽的第二天，他們被一伙人包圍，并發生了戰斗，致使一個姓洪的指導員和一個班長當場犧牲，廖的左腿又被打斷，槍支和東西都被來人搶走，廖因負傷滿身血污，隨身攜帶的20來塊銀元沒有被搶走(當時干部是帶錢的)，廖這次負傷后，一直昏迷8天方才蘇醒。廖醒后，提出將他一人留下讓別人去追趕部隊，大家誰也不肯，最后決定留下何延德照顧他，其余8個人由廖永和指定一個當過護士長的胡傳基帶領去追趕部隊。臨走時，廖為他們每個人發給銀元兩塊，戰友們為廖、何二人拾來了鋪墊的干草，備下了柴火和充饑野獸骨皮之后，互道保重，灑淚相別。
廖、何二人在山洞里，送走了一個又一個寒夜，而由于營養不足，傷口始終末見好轉，本來就瘦弱的身體越來越虛弱。廖意識到這樣下去不是長久之計，便對小何說：現在天熱了，你走吧，我在這里等待，不能為了我而害了你。何延德說“營長，你往實處想，我不信天下的壞人比好人多，我一定等你傷好了一塊兒走”。
五月的一天早晨，石洞外的草地上，走來了一位五十多歲稍懂漢語的蒙古族老大娘和她的一個十六歲的兒子。這位老大娘就是江西尼，她問廖：“你們共產黨到這沒有人的地方干啥來了？廖給她講共產黨、紅軍為窮苦人打天下的革命道理，經過約二個多小時的談話，江西尼老大娘爽朗的說“即然你們是太平世界來的紅軍，打馬步芳，為窮苦人辦事，那你們和我們就是一家人了。我明天叫我兒子先給你們送來吃的，以后再想好辦法出洞，我們走了后你們安心養傷吧!”。蒙古族人民的深情厚意，使廖、何二人感動的一句話也說不出，只有用喜悅的淚眼送老大娘同兒子遠去。
翌日，江西尼老大娘，早早就叫兒子尼瑪起來，給廖，何二人送去了一個皮子做成的馬褡子。兩頭分別裝著十來斤黃米和麥面，還有用毛巾包的約有近幾斤的大木蘇(鹽巴)。廖，何二人得到米、面和鹽，如同雪中遇到了炭火，河灘上的魚兒得到了水。這樣，廖永和和何延德又在石洞里堅持了二十多天，米面吃完后，廖仍然不能行走，就又撿骨頭，獸皮過了兩天。六月份的一天中午，廖永和坐在洞門之前，沐浴著陽光的溫暖，回憶著山洞中的生活，盼望江西尼大娘的好主意，正在此時，忽聽何延德驚叫:“他們來了”，便舉目遠望，只見江西尼老大娘的兒子尼瑪和另外一個蒙古族青年(肖娃子)牽來了一匹馬，來人下馬后說:“叫你們久等了，現在你們兩人就隨我們到房子上走吧。”隨即將廖永和馱到了江西尼的家中。老大娘在她家的蒙古包外邊用爛氈子等搭成一個小棚子，鋪了羊皮讓廖住下，這時何延德被江西尼的哥哥馬希領去給他家放羊。
廖永和剛到江西尼家時，被打穿的左腿流膿不止，心地善良的老大娘不但一日供三餐，還親自為廖永和清洗傷口，按時換上被人們稱為“加佳格林”的蒙醫全普力和巴金尕（江西尼的侄婿)送來的外敷藥。由于江西尼老人的精心調治護理，廖永和的傷口逐漸縮小，體質越來越好，過了兩個多月，廖就可以拄著棍子行走了，并開始幫助她家放羊、干活。
就這樣，兩年過去了，1939年，廖隨江西尼一家放牧到了鹽池灣，后來又隨她家離開肅北，西遷到青海省的德令哈，游牧在德令哈西北的灶火山上。1942年江西尼家由青海省的德令哈向北回牧考克賽時，廖永和則向南到巴音郭勒之地，從此離開了江西尼老人家。不久，廖永和跟青海的一位漢族老大爺在一塊生活，并在巴音河邊和一位“同病相憐”蒙古族姑娘格尼成了家。成家后廖永和以假名黃永和的名字在巴音河岸的土洞內、都蘭寺的泥房間、德令哈的氈蓬里為人修鞋度日撫養子女等待解放。
盼星星，盼月亮，終于盼來了共產黨。1949年9月5日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北野戰軍一軍解放了青海西寧。地處西寧西北千里之外的德令哈有人傳說：“解放軍把在西寧的馬步芳匪徒打跑了”。廖永和想，打跑了馬步芳的部隊可能就是自己的隊伍，總想找個機會到西寧看看，這時恰好有一奴隸主要到離西寧不遠的塔爾寺去拜佛，廖抱著去見解放軍的念頭向他要求:“我也想去拜佛，我給你牽駱駝去吧”。奴隸主同意后，廖永和一路風餐露宿，走了十九天終于來到了塔爾寺。塔爾寺在湟中縣城不遠處，廖趁奴隸主去寺拜佛之機，偷空進了湟中縣城。當時湟中已解放，縣委書記尚志田正在群眾大會上講話，廖站在會場旁邊，想聽聽講些什么話。由于廖十多年不講漢話，也聽不到漢話，再加各地口音的差別，聽了很長時間也沒聽出多少名堂，恍忽之間，見到了有鐮刀和斧頭圖案的旗子，會后廖永和找到了縣委書記尚志田，含著熱淚訴說了自己的經歷，要求組織上給予收留，經好說歹說，尚志田將廖永和介紹到西寧找省軍管會主任廖漢生。廖漢生也聽不懂廖的話，找來翻譯，廖用蒙語講了自已的經歷，但因沒有證明人，廖又是蒙語蒙裝，情況比較特殊，部隊沒有留廖。廖非常難過，臨走戀戀不舍，噙著眼淚一步一回頭，自言自語地發牢騷說:“我想黨，盼黨，黨來了又不認我，這就活該我受苦。你們不要我，我回去當奴隸。”這段話廖說后，引起了領導的注意和同情。第二天省上領導派人通知廖到省青年干部訓練班學習。在訓練班學習期間，由于廖表現積極，立場堅定，于1950年3月終于回到了黨的懷抱，重新入了黨。1950年5月，廖永和在長達八個月的訓練班中結業后，被組織分配到都蘭縣德令哈區當區長，以后在德令哈縣、都蘭縣任工委主任、縣長、副書記、第二書記等職，為建設社會主義新牧區工作了二十四年。1973年離休回原籍一安微省金寨縣干休所安度晚年至今。
廖永和為報答江西尼老大娘等人的營救，于1969年從青海派人來肅北對江西尼老大娘的后人進行了慰問。為感謝何延德的熱情關照，廖曾幾次給我室來信給予代問，尤其是1992年9月7日廖來信詢問何延德的近況如何？我們隨即去信給予告知并向何轉達了廖對他的問候。
3、何延德草原安下家
何延德，男，漢族，1920年生于四川省巴中縣九店村一戶貧農家中。曾在中國工農紅軍四方面軍三十軍八十八師二六八團步兵連、機槍連當通訊員，轉戰在川康等地。長征中，何延德三過草地、雪山，歷經千難萬險。
西路軍在祁連山石窩分兵后，何延德奉命護理在梨園口戰斗中負傷的機槍連于連長，尾隨西行支隊前進。數日后，于連長不幸犧牲，何便獨自沿著部隊走過的路段前進，到疏勒河腦時，遇見了在倪家營子戰斗中負傷掉隊的三十軍八十九師二六九團三營營長廖永和等11人，難友相遇，喜出望外。
1937年4月間，何、廖等12人在蘇來考克賽巖洞里休息時，遇到數十名來路不明人的襲擊，在寡不敵眾的情況下，兩名同志不幸牲犧，廖永和的左腿又被敵槍**穿孔，其余人員被捆綁，襲擊者搶走了槍支彈藥后，何延德和其余幸存者互相松綁，將昏迷不醒的廖永和轉移到另一個山洞隱居。八天后廖永和蘇醒后，提出讓其余的人先走，把他一個人留下，大家誰也不肯，最后決定留下年齡最小的何延德(當時稱火娃子)護理廖，其余的同志由一護士長胡傳基帶領繼續前進追趕部隊。5月下旬的一天，何、廖二人被當地牧民江西尼發現，江派兒子尼瑪將何廖二人接回家中，廖永和在江西尼家中養傷，何延德到江西尼的哥哥馬希家干活，放羊。從此何就流落到肅北鹽池灣地區。
1942年肅北鹽池灣部落流徙安西邊緣地帶，何延德隨即先給馬希家放羊，后給安西橋子、踏實、布隆吉等地的地主放牧，養家糊口直到解放。
解放后，何延德在肅北草原安下家，和當地的蒙古族姑娘結婚。1952年2月，肅北自治區工委在建政時重新吸收何延德參加革命工作，并于1954年7月被吸收入了黨。
何延德自重新參加革命工作后，從1954年3月起，曾歷任肅北縣第六鄉副鄉長、紅旗大隊副大隊長、馬鬃山鄉代理鄉長、鹽池灣鄉副鄉長，鉻鐵礦負責人、鹽池灣公社副主任、縣農機廠黨支部副書記、縣招待所所長等職務。曾數次被評為先進生產者和先進工作者。
1984年5月4日酒地委組發(1984）58號文批復：根據有關文件精神，經地委研究，同意何延德同志離職休養，參加革命工作時間改定到1945年9月2日。
現在，何延德耳聞目睹社會主義新牧區日新月異的飛速發展形勢和兒女們在新的歷史時期奮發向上的精神面貌，心情十分舒暢地正安度著幸福的晚年生活。
4、楊英舒不忘旦旦恩
楊英舒，男，漢族，1918年生于四川省蒼溪縣合廟鄉。年僅15歲的楊英舒報名參加了紅軍，被編入紅四方面軍三十軍八十九師二六七團機槍連當勤務兵。長征中楊英舒爬雪山，過草地，表現機智勇敢，得到了多次獎勵。
1937年3月西路軍在石窩分兵中，楊英舒被編在李先念、程世才等同志領導的西行支隊，在冰天雪地的祁連山中，與敵周旋月余，擺脫了敵人的尾追，但是由于給養奇缺，加之楊英舒體弱瘦小，掉隊后流落到肅北縣疏勒河腦的考克賽一帶。
1937年5月的一天，楊英舒被勤勞、善良的旦旦老人收留放牧，期間為了躲避國民黨反動派的眼目，她給楊英舒換上蒙族服裝，并把漢名改為蒙古族名，叫稱“藏加”。馬步芳匪徒派人搜查時，旦旦老人把楊英舒領到山洞里藏下。搜查軍走后，她把楊領到房子上教蒙古語，講山區的生活及生產常識。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楊英舒的身體恢復較快，和旦旦家的感情也深了，就在旦旦老人家落了戶。
1942年楊英舒隨部落到安西邊緣地帶。因天災人禍，蒙民的牲畜銳減，財產蕩盡，生計無著，楊英舒便和愛人才地布(蒙古族)就給安西橋子于西夫等人家扛長工、打短工維持生活。
1949年9月28日安西解放后，楊英舒積極向組織申述自己的經歷，并擔任了安西縣橋踏鄉鄉長兼民兵隊長，帶領蒙漢群眾參加減租反霸、剿匪肅特，曾于1950年被安西縣委對其給予獎勵。1952年10月至1953年8月楊在安西縣統戰部當干事。后奉命帶領橋踏鄉蒙民群眾來黨城灣安家落戶，在肅北蒙族自治區政府的領導下重建家園。1953年9月至1954年6月楊在肅北區工委宣傳部當干事，是年7月份響應黨的號召，自愿報名，奔赴牧農業第一線，曾在國營黨城灣農場一站、黨城公社一、三隊任站長、隊長等職。
楊英舒為報旦旦救護之恩，在肅北生活的近四十年時間里，仍尊旦旦為家母，敬奉膳食，直到旦旦故去。1977年3月9日楊英舒因病而離開人世，但其遺屬和旦旦老人的后裔仍以親戚相稱。
